杨爱国
1984年太阳集团tcy8722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兼任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二级课题一项,山东省社科项目一项,山东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一项。主要致力于汉代画像石和古代墓室壁画研究,出版《幽明两界——纪年太阳集团tcy8722汉代画像石研究》、《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朱鲔石室》、《孝堂山石祠》、《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等学术著作,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文史哲》等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或参与主编山东汉代画像石图录十余册。
幽墓美 鬼神宁
——山东沂南北寨村汉代画像石墓探析
摘要:绝大多数汉代人继承了先秦奉死如生的观念,尽可能地做到“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努力实现“幽墓既美”,以使“鬼神既宁”。他们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做法则是千差万别,或是追求地面建筑的豪华,或是追求地下建筑的壮美,或是追求陪葬器物的精美与众多,或是地上地下统统讲究,追求十全十美。山东沂南北寨村汉代画像石墓虽然被盗一空,却因墓中精美的画像为我们探讨当时人用地下建筑及其装饰实现自己对死后生活的追求提供了一个佳例。关键词:张衡;冢赋;汉代画像石;沂南北寨村;幽墓美;鬼神宁 就生死观念而言,两汉时期除了西汉杨王孙等个别人主张“吾欲祼葬,以反吾真”[1]以外,绝大多数汉代人继承了此前奉死如生的观念,尽可能地做到“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努力实现“幽墓既美”,以使“鬼神既宁”。即使像肥致这样的求仙方士及其弟子死后也是要埋在墓里,并放上刻有“大吉”、“宜子孙”文字的陶罐及其他随葬器物[2]。因此,我们要研究汉代墓葬的有关问题,就要重视汉代人自己的看法,并且回到墓葬本身。诚如齐东方在研究北朝安伽墓和史君墓石刻图像时指出的那样:“安伽、史君墓不是单纯的图像发现,而是一个考古学遗存,图像只是其中一部分,首先要将墓葬作为整体讨论这一基础。”[3]虽然在对待生死的观念上趋同,多追求幽墓美,鬼神宁,在具体做法上,汉代人对待墓葬的态度则是千差万别,或是追求地面建筑的豪华,或是追求地下建筑的壮美,或是追求陪葬器物的精美与众多,或是地上地下统统讲究,追求十全十美。不仅传世文献的记载如此,考古发现中,东汉和帝以后的大型多室墓尤其是这样,除了山东东阿邓庙画像石墓等个别墓葬建筑结构相同外,绝大多数墓葬建筑结构皆各有特点,墓壁上的装饰、墓内的随葬器物虽然大类近似,但具体器物也是各具特色。因此,对个案的剖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汉代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从而更加清楚地认识汉代社会。1954年太阳集团tcy8722正式发掘的山东沂南北寨村汉代画像石墓虽然被盗一空,却因墓中精美的画像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本文拟以该墓为例,探讨一部分汉代人心目中的幽墓美,以及如何实现“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以保鬼神安宁的。一、传世文献中汉代人对幽墓美的看法幽墓美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东汉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冢赋》结语的文字。赋的原文不长,现转录如下:
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
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墬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堕巍山,平险陆,刊菆林,凿磐石,起峻垄,构大椁,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坛,罗竹籓其域。系以修隧,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奕奕将将,崇栋广宇,在冬不凉,在夏不暑。祭祀以居,神明是处。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寒渊虑弘,存不忘亡。恢厥广坛。祭我兮子孙。
幽墓既美,鬼神既宁,降之以福,于以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4]。
张衡一边说“况我已化,与道逍遥”,但还是希望选一个“高冈冠其南,平原承其北” 的地方安息。在这个美丽的安息地,“列石限其坛,罗竹籓其域。系以修隧,洽以沟渎。曲折相连,迤靡相属,乃树灵木。灵木戎戎,繁霜峨峨,匪雕匪琢,周旋顾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绳,正之以日。有觉其材,以构玄室”。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张衡对墓室建筑是十分讲究的,他认为墓室建的美了,葬在其中的鬼神才能安宁,才能给子孙降福。我们注意到,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但他年太阳集团tcy8722轻时曾“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5],显然,他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从《冢赋》的内容看,他的思想也很传统,对死后的看法在传统礼制范围内。张衡的《冢赋》是一篇文学作品,其中难免溢美的成分,稍晚于张衡的宦官侯览预作的寿藏则是实际的操作。建宁二年太阳集团tcy8722(169),中常侍侯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6]显然,“石椁双阙,高庑百尺”是侯览心中的幽墓美。不仅侯览,比他早一百多年太阳集团tcy8722的袁涉为父母造的墓也是按他们心中美的标准来建筑的。哀帝时,茂陵游侠原涉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太阳集团tcy8722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太阳集团tcy8722,由是显名京师。”后来,“涉自以为前让南阳赙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仟。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仟,人不肯从,谓之原氏仟。费用皆仰富人长者,然身衣服车马才具,妻子内困。”[7]“周阁重门”是原涉心中的幽墓美。非常巧合的是,侯览是高平(今山东微山、邹城相连处)人,袁涉是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高平和南阳两个地方都是画像石墓流行的地区。虽然他们造的墓没有发现,但与之同类的墓在当地时有发现。如河南唐河新店天凤五年太阳集团tcy8722(18)冯孺久墓就是一座“周阁重门”的画像石墓[8](图1)。

图1 唐河新店冯孺久墓平面图上引文献中的人物是重视墓室建筑者,他们是否也同时重视墓室装饰,将装饰也纳入“美”的范畴,不得而知,但当时确有重视装饰的,最典型的就是赵岐。《后汉书·赵岐传》载:建安六年太阳集团tcy8722(201),太常赵岐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9]东汉人王符的批判文字也告诉我们,幽墓美是当时人的普遍追求。他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10]二、兰陵城前村墓题记中的幽墓美上文我们说到赵岐对墓室装饰的重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见到赵岐的墓,实际情形如何,不得而知。山东兰陵 (原苍山)县城前村元嘉元年太阳集团tcy8722(151)墓题记(图2)及墓中的画像为我们提供了文图对照的幽墓美。

图2 兰陵城前村元嘉元年太阳集团tcy8722题记
元嘉元年太阳集团tcy8722八月廿四日,立郭(椁)毕成,以送贵亲。魂零(灵)有知,柃(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太阳集团tcy8722。薄(簿)踈(疏)郭(椁)中画:观后当,朱爵(雀)对游(仙)人,中行白虎后凤皇。中直柱,隻 (双)结龙,主守中囗辟邪央(殃)。室上(梁),五子舆,僮女随后驾鲤鱼。前有白虎青龙车,后即被轮雷公君。从者推车,乎(狐)梩(狸)冤(鵷)厨(鶵)。上卫(渭)桥,尉车马,前者功曹后主簿,亭长骑左(佐)胡使弩。下有深水多鱼者,从儿刺舟渡诸母。便坐上,小车軿,驱驰相随到都亭。游徼候见谢自便,后有羊车橡(象)其(槥),上即圣鸟乘浮云。其中画橡(像)家亲,玉女执尊杯桉(案)柈(盘),局(束)稳杭(?)好弱兒(貌)。堂(梁)外,君出游,车马导从骑吏留,都督在前后贼曹。上有虎龙街利来,百鸟共持(?)至钱财。其(梁)内,有倡家,生(笙)汙(竽)相和仳(偕)吹庐(芦),龙爵(雀)除央(殃)(鹤)噣(啄)鱼。堂三柱,中囗囗龙囗非详(祥),左有玉女与(仙)人,右柱囗囗请丞卿。新妇主待(侍)给水将(浆)。堂盖(葱?),好中(?)枼囗囗(?)末有盱。其当饮食就天仓、饮江海。学者高迁宜印绶,治生日进钱万倍。长就幽冥则决绝,闭旷(圹)之后不复发[11]。
题记文字显示,城前村墓是一座用石材建造的前堂后室墓,前堂一侧有耳室,从后室后壁到墓门都刻有画像。考古发掘的墓虽经后人改造,但基本结构没变[12],题记中记载的画像石很大一部分仍在原来位置[13]。城前村墓这样的前堂后室墓是东汉中晚期山东地区常见的墓葬[14],不过其中有装饰的只占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所谓幽墓美是指建筑本身,加上装饰则是少数人的追求,兰陵城前村墓、沂南北寨村墓等就在这追求更高的少数人之中。三、北寨村墓建筑反映的幽墓美汉代墓葬的形制千差万别,表明人们对墓葬建筑体现幽墓美的细节要求各有不同。沂南北寨村墓建筑反映的幽墓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墓室建筑的第宅化、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和象征宇宙的空间结构。(一)、墓室建筑的第宅化北寨村画像石墓中前室和中室分间用的立柱与过梁上的斗拱,以及各室的藻井,尤其是后室的藻井装饰,明显是仿地面木构建筑而来。让人联想到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所说的:“圆渊方井,反植荷蕖。”表明其是“大象其生以送其死”,换言之,人们要用第宅化来体现幽墓美。墓室第宅化是先从葬具装饰开始的。战国时期在木棺椁上绘门窗、开门就露出了第宅化的端倪[15]。西汉早期墓葬中已经有模仿地宅建筑的墓室,典型的一例就是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16](图3)。西汉时期诸侯王使用的黄肠题凑墓虽然仍是平顶,但其空间分割有明显的仿木构建筑的“明堂”、后寝等迹象[17]。从现有资料看,墓室建筑的第宅化可能首先是从社会中上层开始的,而用装饰的形式仿木结构建筑则出现在身份较低的人群中,当然,他们也不是社会的下层,更不是底层,而是下级官吏或地主富商。

图3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平面图就目前所见资料,仿木结构装饰的砖室墓至晚在西汉末年太阳集团tcy8722至新(王莽)时期就出现了。洛阳金谷园新时期壁画墓前室为穹窿顶,室顶和四壁均抹白粉,顶绘太阳和彩云,四壁绘梁架枋柱。后室门窗彩绘云气纹门梁,由门柱和彩绘兽面纹柱头斗子承托;四角和左右两壁各用一长方体空心砖作柱,其上为涂黄色或彩绘兽面纹的柱头斗子,下有彩绘菱纹的楔木,以示为壁眼拱(泥道拱),且将室分隔为几部分[18](图4)。同一时期的偃师辛村壁画墓前室与中室、中室与后室之间的隔栏也是仿木结构的样式,该墓中室与后室间的横额砖模印图像和文字,文字居中竖排,为“贵富宜子孙”,左右为相对的龙虎[19](图5) 。宜阳丰李镇尹屯壁画墓是一座小砖构筑的多室墓,中室壁画用浓重的红彩勾勒出仿木的立柱和梁架,梁柱之间是浅灰色的斗拱[20] (图6)。

图4 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仿木结构

图5 偃师辛村新莽壁画墓中后室隔墙上的“富贵宜子孙”题记

图6 宜阳尹屯新莽壁画墓中的梁柱斗拱图
耐人寻味的是,洛阳地区虽然是墓室建筑装饰中较早出现的仿木结构,但在这一地区的东汉壁画墓中至今却罕见这一内容的使用和发展。东汉时期,墓室建筑装饰中的仿木结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分布地区扩散,内容也比此前复杂得多。东汉时期墓室的第宅化倾向还在墓室的名称上有所表现。虽然兰陵城前村和诸城前凉台等少数画像石墓的题记把墓称着“椁”,但更多的墓则延用了居宅的名称而有所神化,这种现象在陕西东汉画像石墓题记中所见较多。有称“万岁神室”的,如绥德四十里铺镇前街永元四年太阳集团tcy8722(92)田鲂墓中柱题记:“西河太守都集掾圜阳富里公乘田鲂万岁神室永元四年太阳集团tcy8722闰月廿六日甲午卒”。[21]有称“舍”的,如绥德崔家湾镇苏家圪坨永元八年太阳集团tcy8722(96)杨孟元墓中柱题记:“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太阳集团tcy8722三月廿一日作”[22]。还有称“万岁吉宅”[23]、称“室宅”[24]、称“吉宅”[25]、称“万岁室宅”[26]、称“室”[27]、称“万岁堂”[28]、称“万年太阳集团tcy8722室”[29]、称“千万岁室”[30]、称“官舍”[31]等。从以上所引汉代墓室题记对墓室称呼中,可以看出,鲁迅所谓:“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32]的观念至晚在汉代就形成了。不仅墓室的称呼借用了官府或居宅的名称,对墓室各部位的称呼也是如此。如安徽淮北祁集乡常家孤堆画像石墓门楣题记“太尉府门”[33]。山东兰陵城前村墓画像石题记,后室被称作“室”、前室被称着“堂”。与兰陵城前村墓前后两主室结构不同,北寨村墓是前中后三主室结构,名称可能会与城前村墓略有不同。后室还是“室”,中室可能是“堂”,而前室可能是“庭”,这同样也是东周传统的延续。《论语·季氏》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34]
由这个故事可知,古人把房屋前面的院叫“庭”,根据“大象其生以送其死”的观念,把北寨村墓的前室称着“庭”不能算于史无据。前室和中室左右的耳室,也都各有名称。河南唐河新莽时期郁平大尹冯孺久墓前室南车库东门柱题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车库”,中室南閤室门楣中部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藏閤”[35]。江苏邳州燕子埠彭城相缪宇墓后室门南侧立柱(南边回廊北侧立柱)画像上有“守閤吏”的榜题[36]。甘肃嘉峪关汉末魏晋时期3号壁画墓是一座有前中后三主室,前室左右各有两个侧室的大型多室墓,该墓前室东壁北耳室券门上用土红写“牛马闂”,南耳室券门上写“车庑”;西壁北耳室券门上写“炊内”,南耳室券门上写“藏内”。在通往中室甬道的门左侧券墙上写“中合”,东壁南面閤门上边写“各内”[37]。由此可见,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墓室内的分间有不同称呼。还有与上述两座墓葬不同的情况,如山东兰陵城前村墓画像石题记中把耳室称为“便坐”,北寨村墓离城前村墓比上述河南和甘肃的墓要近些,前室和中室左右耳室当年太阳集团tcy8722叫“便坐”,也未可知。后室东侧由中室东耳室向北伸出去的象征厕所的耳室不是新发明,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中都单独建有厕所。另外,这个厕所可能不仅用于排便,还可能兼做更衣室。2014年太阳集团tcy8722发掘的山东嘉祥旷山东汉画像石墓墓门朝东,象征厕所的耳室位于墓室的西北角,上有墨书题记“君更衣”[38]。因此,北寨村墓的这座厕所,除了可能叫“厕”外,也可能叫“更衣室”。另外,四川中江塔梁子3号崖墓从前向后第四室东壁仿木结构建筑画像的中柱斗拱左右分别墨书“厨”、“苍”,表明这里分别象征厨房和仓库[39]。北寨村墓前室和中室东耳室可能有象征厨和仓的。以上是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总结归纳的其它墓葬对墓室整体和各间的不同叫法,具体到北寨村墓,由于墓中没有文字标明墓葬和各间的名称,我们对前、中、后三主室及耳室、侧室的叫法,只是一种推测,不敢言必。(二)、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虽然丧葬礼俗多是保留传统的,但在这一前提下,把社会上新出现的文化现象纳入其中也是时有发生,北寨村墓中的八角立柱、与佛教相关的的画像等就是新的文化因素,把它们纳入也是幽墓美的体现。石室墓出现之后,墓中的石柱多是正方体、长方体,少见其他形制,北寨村画像石墓中除了前室和中室里的分间立柱为八角柱外,其它门柱都是长方体。圆形石柱虽不如方柱(含正方体和长方体)多见,但也有所见。如山东安丘董家庄墓后室分间柱[40],平阴孟庄墓前室和中室东西侧室门柱、中室和后室门柱[41]等,柱身都是圆柱体。除画像石墓外,其它石器上也能见到圆柱,如河南淮阳北关1号东汉墓中随葬的石天禄承盘的柱子就是圆柱[42](图7)。

图7 淮阳北关1号汉墓石天禄承盘所谓方和圆是柱子的主要形式,那就是还有次要形式,八角柱即是其一。八角柱是何时出现的,文献中未见明确记载,考古发现较早的一例不是真正的房屋立柱,而是立在房顶上的柱子,它就是浙江绍兴坡塘公社狮子山306号战国初期墓随葬的铜屋模型。这件铜屋模型屋顶为四角攒尖式,顶心立一八角柱,高7厘米,柱顶塑一大尾鸠。柱顶中空,但不与屋顶相通[43](图8)。学界对这件房屋模型较多地关注其功能及其中人物的族属,对屋顶的立柱关注的也是它的功能,至于它为何不与南面立柱一样呈圆形,而是呈罕见的八角形则未引起注意。不过从这件房屋模型南面立柱看,当时真正的房屋立柱还多圆形,八角形的立柱要到石材用于建筑上之后才出现。

图8 绍兴狮子山战国墓铜屋模型
时代较早的八角形石柱出现在广州南越王宫署建筑遗址里,如蕃池遗迹出土十二件残石望柱都是八角形,曲流石渠中的弯月形石池南北两个次间里各立一根八角形石柱[44](图9)。

图9 广州南越王宫署曲流石渠北次间里的八角石柱
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中,除了山东沂南北寨村墓前室(图10)和中室各有一根八角形立柱外,其它地方的画像石墓中也有少量发现。山东临沂市博物馆里藏有一件八角形画像石柱,具体出土地点不详。该石柱仅存断为两截的柱身,柱身上下略有收分。八面皆刻图像,内容比较简单,每面仅刻上下两个画像,为头向上的龙、虎,或龙、羽人等,图像的雕刻技法与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前室中立柱上图像雕刻技法相同,都是深剔地平面线刻(图11)。

图10 沂南北寨村墓前室八角立柱

图11 临沂市博物馆藏残八角柱
江苏东海昌梨水库1号画像石墓前室如同北寨村墓前室,由过梁和立柱分为两间。立柱下的覆盆形柱础素面无纹,柱身用阴线刻满画像。东面刻三行菱格组成的图案,菱格内是一排蝉纹,一排圆圈纹[45];东南面刻反S形的卷云纹;南面自上而下刻两个人物和一个虎头;西南面刻卷曲的羽翎纹;西面自上而下刻四只鸟,第二只鸟衔鱼;西北面刻两人;北面刻人物;东北面仅在底部看出一只回首的鹿。柱顶的栌斗上线刻鸟,欹部中间相对的鸟各衔绶带[46](图12),与北寨村墓前室中立柱顶栌斗欹部东、西两面各刻一衔绶的鸟不同。另外,江苏徐州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中室通往西耳室的立柱柱身刻成委角长方体也比较罕见(图13)。柱上有栌斗,下为绵羊形柱础,柱身没刻图像。中室通往其它各室的门旁的倚柱皆刻成多面形,柱身亦未刻图像,见有涂朱现象[47]。

图12 东海昌梨水库1号墓前室中柱画像

图13 徐州青山泉白集耳室石柱八角柱在后代仍有使用。如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元年太阳集团tcy8722(477)幽州刺史宋绍祖墓中仿房屋结构的石椁前的四根廊柱都呈八角形,高1.03米。柱础上圆下方,雕刻盘龙和覆莲。栌斗上承阑额,额上施一斗三升及人字补间铺作[48](图14)。除了该墓和上文提到的其他地方的八角柱外,临沂吴白庄画像石墓[49](图15)和沂南里宏汉墓的十六角柱(图16)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图14 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石椁结构透视图

图15 临沂吴白庄墓前室十六角柱

图16 沂南里宏汉墓立柱
虽然山东境外发现的两汉时期外国文物并不多,但山东以南的江苏至两广发现的两汉时期的外国文物,如玻璃器、玻璃珠、多面金珠、银盒、其它器物,以及青金石、非洲象牙、乳香等则所在多有[50]。南越王宫署建筑遗址里的八角柱,江苏东海昌梨水库1号画像石墓内的八角柱等,这些发现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我们有理由推测,它们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成果。学者们已经指出:“域外输入品相当大的部分是贵重物品,很多是出土于较高级别的墓葬或遗址中。这说明,它们是被当作奢侈品输入的。”[51]作为建筑构件的立柱也是如此,它们或出在南越王宫署,或出在东海昌梨水库、临沂吴白庄、沂南北寨村等大中型画像石墓里,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强劲的人才可能使用这些洋货。(三)、象征宇宙的空间结构至晚到秦代,墓室不仅要第宅化,还要把整个宇宙也纳入其中,即所谓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象征宇宙的空间结构体现幽墓美,北寨村墓也不例外。早期的竖穴土(岩)坑墓和竖井墓道土洞墓结构并不复杂,一个长方形的土坑里放上死者的尸体,有的再放上随葬品,有的没有随葬品,然后用土填上就完了。土洞墓是在竖井墓道底部一侧掏一个洞室,室内的东西与土坑墓无异。这两种形制的墓葬后代一直延用着。商代开始墓坑边多了墓道,最多的有四条,墓里多了殉人坑,但仅就土坑而言,比先前的竖穴土坑墓并没有复杂多少。墓室结构开始复杂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如浙江印山春秋越王墓和安徽蚌埠钟离君柏墓,前者是木构复杂的墓室,后者是圆形墓室内有较复杂的平面结构。浙江绍兴兰亭镇里木栅村印山之巅的越王墓有人工堆筑的高大封土,印山四周挖有护陵的隍壕。墓葬为有长道的甲字形竖穴岩坑木室墓。墓室为狭长条形“人”字坡木屋结构,截面呈等腰三角形,用加工平整的巨大枋木构筑。室面积达160多平方米,分前、中、后三室,独木棺置于中室[52](图17)。

图17 绍兴印山春秋墓平面图安徽蚌埠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1号春秋墓(钟离君柏墓)至发掘前,地面仍有圆形封土堆,封土堆下铺垫圆形白土层,其下为墓室。墓室建在经过平整的高地上,为单墓道圆形土坑竖穴墓,墓道台阶和壁,以及墓坑内壁整体涂抹白泥层。主棺椁位于墓室中央,主棺椁东、西、北三面各放置三具殉葬人小木棺,南面放置一具殉葬人小木棺和一个硕大的随葬品椁室,构成十字形墓室布局。该墓二层台上填土中有用“五色土”填成的“放射线形状”遗迹(图18),发掘者认为是在此举行与天地有关的祭祀留下的遗迹[53]。“放射线形状”遗迹下叠压着一层土丘和土偶,土丘用五色土堆成馒头状,沿墓坑壁一字排开;土偶则是一层,共1000多个。土丘和土偶层下还有一层土偶墙,与二层台之间填黄泥沙,其上平抹白泥层与二层台上墓壁白泥层连成整体。报告者结合该墓地上地下的遗迹现象推测,圆形墓坑和封土象征天空,墓内十字形的葬具布局象征四方五位,共同构成一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54]。冯时认为填土中的圆形白土层是圆璧形遗迹,是盖天观念的表现,而放射遗迹象征星象,土丘遗迹是文献记载中的“形埒”,钟离君柏墓的整个墓葬形制体现的是以祖配天的古老传统[55]。

图18 蚌埠钟离君柏墓白色垫层与放射状线遗迹平面图不过,上述越王墓和钟离君柏墓这样的春秋墓在当时只是极少数的现象,绝大多数墓葬还是一如从前。墓室结构的普遍复杂是西汉砖室墓和石室墓出现以后的事,单室、前后室、前中后室等等,再加上数量不等的侧室和耳室,墓室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第宅化,同时还有第宅没有的象征天空的墓顶,墓室及其装饰共同构造了埋在地下的宇宙。汉代墓室空间的象征意义除了继承了先秦的传统,还受到当时地面城市、居室建筑,以及天人观念的影响,由此形成自身的时代特点。但更直接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设计和建造,表明这种观念可能东周以来就已经流行,汉代壁画墓、画像石墓多上具天文,北寨村墓亦然。而且,这一传统在后代仍延续着,陆机的《挽歌》第二首开头就说:“重阜何崔嵬,玄庐窜其间。旁薄立四极,穹隆放苍天。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56]这里的“穹隆放苍天”,就是司马迁在说的“上具天文”。不论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天人观怎么看,具体到墓葬的象征意义,还是要回到墓葬本身。首先,它本身肯定是墓。这一点不论是墓葬榜题,还是文献记载,都有明确有文字为证,无需赘述。其次,关于墓葬的象征,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描述始皇陵地下空间“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最能说明墓室的象征意义。除了“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外,北寨村墓及类似的汉代墓葬更多地象征居宅,关于这一点,从前面对墓室名称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时在墓室的第宅化一节中也有论述,在此不赘。总体来看,汉代的墓葬就是埋在地下的小宇宙,它的墓顶做成叠涩顶,如沂南北寨村墓和江苏铜山茅村画像石墓[57]、徐州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58],或者做成覆斗顶,如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并在封顶上刻画日月星象图象征天空。墓室空间一方面象征生前居住的庭院,另一方面又用图像的方式把墓室装饰为近乎“仙宫”的想象空间。四、北寨村墓装饰体现的幽墓美对北寨村墓装饰体现的幽墓美,1954年太阳集团tcy8722墓葬发掘之后,学者们就注意到了。曾昭燏等前辈学者认为,北寨村墓中的画像“仔细看起来,它们是有其内在的联系而成为整体的。全部画像石可分为四组:第一组为墓门上画像,第二组为前室画像,第三组为中室画像,第四组为后室画像,每组各有其主体和明确的主题思想。在每组的画像石中,有些是表现主题思想的,有些是衬托主题思想的,而在前、中、后三室中,还有些是专作补充的装饰的。”[59]“四组画像虽各有主题思想,但各个主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它们成为墓主人的一部‘荣哀录’。它们表现出墓主人生前‘伟大的功绩’,安富尊荣的生活,死后丧祭之仪的隆重,并希望他长眠于这宏丽的墓室中,有山神海灵的护持,千年太阳集团tcy8722永固。整个说起来,所有这些画都是有目的、有意图地创作的,而不是兴之所至,随便乱刻的。”[60]今天看来,虽然“表现出墓主人生前‘伟大的功绩’”的认识有可商之处,其他认识仍然是为学界首肯的。原报告对北寨村墓艺术价值的研究[61]同样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为学界所认同。从文献中对赵岐预作寿藏的记载,城前村墓题记对画像的描述看,当时人们重视的是装饰内容,这里我也想从画像方面来阐述北寨村墓的装饰美。(一)、用辟邪画像保证墓主的安全北寨村墓被盗一空,原先是否随葬有镇墓兽不得而知,不过画像上确有用于辟邪的内容,并且不止一两幅,从墓门到后室都有。该墓门扉早已被盗,画像刻在门楣和三根立柱上。门楣上的胡汉战争画像原是报告者推断墓主身份的重要依据,后来随着发现数量的增多,学人有了不同看法,认为其中一种寓意当是辟邪。三根立柱上虽然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传说和神话人物的画像,龙虎之类应含“左龙右虎辟不祥”的意思[62],而它们与传说和神话人物组合在一起,则后者也极可能同样有辟邪之意在。正如张从军指出的,北寨村墓“辟邪的图像分别安排在墓门中心立柱和东西两侧,以中心柱为主,这里既有力大无穷的‘蹶张’,有拥抱住伏羲女娲的大力神,有贪吃的饕餮,也有专门打鬼的神荼,食鬼的神虎。如此安排似乎还不够威严,门楣之上还安排了战争的场面,以真刀真枪的战争、杀戮进一步渲染其恐吓力量,以震慑妖魔鬼怪,不得侵害或危及该墓室。仙境表现则以东王公、西王母及其神仙世界的形式,表示这里实际是神仙的住所。标榜神仙的住所同样也有辟邪的含义。”[63]前室东、南、西三壁门楣上的画像与吊唁有关,有人认为北门楣上的奇禽异兽画像是大傩图,仔细对照文献中对大傩的记载,图与文似有难通之处。不过,不论是不是大傩图,其意在辟邪则是无疑问。四壁立柱上的画像,不论是门卫,还是四神、不知名的奇禽异兽,皆有辟邪之意。前室如此重视辟邪,当与它的象征意义有关。上文已经指出,该墓前室象征居宅之“庭”。庭是一个院,不仅位于居宅的最前面,而且是敞开的,容易遭到攻击,虽然前室是封闭的,但由于它象征着“庭”,因此加强防守在情理之中。张从军认为:“根据设计者的意图,前室相当于地下府邸的庭院,墓主真正的起居室是中室,所以前室四壁和中心柱依然布置了有关辟邪的图像,而且其举止动作更加瘆人可怕。”[64]他这里说的四壁是指笔者说的四壁立柱。中室是“室”,其中的画像主要是祭祀、历史人物故事、神话祥瑞等,主要表现的是理想家园。不过,历史人物故事的中武士也有辟邪的功能[65]。后室中间承过梁的北隔墙东西两面都刻有一个执斧的神怪画像,紧贴后壁刻这样的画像用于辟邪当无疑问。兰陵城前村元嘉元年太阳集团tcy8722(151)题记中有后室辟邪殃的画像。东阿邓庙画像墓两个后室的后壁刻有内容相同的铺首衔环[66],这里的铺首衔环寓意与墓门扉上的铺首衔环相同,都是辟邪。(二)、理想家园汉代墓室装饰的辟邪画像也是幽墓美的内容,因为不论死者本人,还是他的亲戚朋友追求什么,没有安全,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不过仅有安全是不够的,在安全的环境里,还要有具体的生活内容。墓室的家园是为死者的阴间生活营建的一个理想家园。这个家园既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但又包含了死者及其亲人对死后生活的追求。“古人往往把死者看成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在丧葬活动中试图通过想象重建死者生前的生活,或企盼死者享受不曾拥有的奢侈,这给墓葬带来一些期望和神秘。在这种情况下,墓葬中出现的图像的象征意义高于现实,往往创造出理想中的乐园。”[67]从北寨村墓中的画像看,墓主或其家人对社会地位非常看重。北寨村墓前室和中室门楣上的吊唁与祭祀画像是墓主及其家人要把墓主死后哀荣带到地下,让墓主永远享用,也就是张衡所谓的“祭祀以居,神明是处”。这样做一方面是让死者知道他虽然到了另一个世界,但却在时间享受着活人的祭奠。而有众多的人来祭奠的死者,生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因此,把吊祭的场面以画像的形式带到地下去,是墓主及其家人对社会地位高度重视的表现形式之一。把哀荣带到地下去不是北寨村墓的发明,西汉晚期的石椁上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表达。如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石椁侧板上,中格刻送葬队伍,左格刻挖好的墓坑[68](图19)。送葬队伍中的人,除了死者的亲人外,可能还有好友或门生之类,虽然场面没有北寨村墓画像大,表现的内容也有不同,但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对社会地位的重视。

图19 微山沟南村石椁侧板送葬图
对社会地位的重视不是沂南北寨村汉墓独有的,同一时期的装饰墓葬多有对社会地位的体现,如山西夏县王村安定太守裴将军壁画墓[69]、河南荥阳苌村巴郡太守壁画墓[70]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护乌桓校尉壁画墓[71]等,把墓主的升职过程画在墓室里;河北望都所药村太原太守壁画墓[72]和安平逯家庄壁画墓[73]等,用大幅的出行图展示墓主生前的荣耀;陕西米脂官庄木山君夫人画像石墓用诸郡太守待见画像表现墓主丈夫在州为吏的自豪感[74]。所有这些都是对自己生前社会地位的重视。汉代,商周时期流行的礼器制度落武了,但车马还为人所重,西汉时期诸侯王还有真车真马,地位低的一点的官吏则用车马器象征,东汉时期则又改用图像的形式表现,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历史人物故事,因为儒学受到统治的重视,在社会上也普及开来,儒者也是社会身份高的表现,如东汉晚期的大儒郑玄。如此等等,虽然表现形式变了,但人们对社会地位重视的心理没有变。东王公、西王母、佛教相关的画像以及与祥瑞有关的画像等则表明墓主人需要的理想家园里精神生活是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会地位的重视是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就会很虚荣,甚至很虚伪。北寨村画像石墓的墓主及其家人不是这样的人,他们重视社会地位,也重视精神追求,墓中出现的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画像,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画像,可能是祥瑞的动物画像等,虽然也有辟邪的功能,同时也是他们精神追求的表现之一。他们希望地下的世界是天降祥瑞的世界,是有神灵的世界。可能还包括圣贤英雄的世界,也就是说,北寨村墓中室画像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也是墓主及其家人精神追求的内容。在世时是饱读经典的儒生(虽然事实上未必是),死后是和儒家标榜的圣贤在一起的鬼,这样想法与《后汉书》中有传的赵岐一样。后室隔墙上的画像表明,家居生活也不可缺少。社会地位也好,精神追求也好,都是比较虚的东西,日常的家居生活才是比较实际的东西。北寨村墓表现家居生活的画像比较少,而且不象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护乌桓校尉壁画墓那样有放牧牛羊,以及农耕等生产活动的场面,它完全是家居生活。其中南边隔墙东面上层刻几、长方盒等家具和盛食器,还有猫捉老鼠的场面,生活气息跃然画面;下层刻三个侍女或执拂、或端奁、或执镜架,服侍主人起床的场面,地上放置几、案等家具,樽、盒等盛食器,耳杯等食器。北边隔墙东面上层是辟邪的神怪;下层刻一侍女在亭旁打扫卫生。北边隔墙西面上层是与东面上层类似的画像;下层刻一件衣架和一件鞋几,衣架上挂着衣物。南边隔墙西面上层是两件兵器架,上面放满了兵器,旁边还立有两件棨戟;下层地上的烛台似乎表明画面上表现的是夜晚的场景,两个男侍执物、捧盒服侍主人休息,旁边还有壶等盛食器和立于架上的兵器。后室的这些画像,除了表现了家居生活外,众多的兵器和中室的历史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似在告诉人们,墓主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而“允文允武”正是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7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墓主人虽然未必是曾昭燏等当年太阳集团tcy8722推定的将军,但也不是绝无可能。可以肯定的是,男墓主不是无官的地方豪强,至于做的是文官,还是武将则因缺少证据,不能妄断,参照他人的例子,该墓墓主生前也可能曾出文入武。如东汉晚期的卢植,和郑玄一样,是马融的学生,一个典型的儒生,灵帝时征为博士,因“才兼文武”,先拜九江太守,镇压九江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黄巾起义时,又拜中郎将,发兵征黄巾[76]。五、结语张衡的《冢赋》是关于墓地选择和墓葬建造的文字表述,所谓的“幽墓既美”还只是在文字层面上,北寨村墓等大量考古发现则向人们展现了事实版的“幽墓既美”。它既要有布局合理,坚固稳定的墓室建筑,也要有刻画精美,内容广泛的墓室装饰,还要有数量可观,门类齐全的随葬品,这样才能保证“鬼神既宁”。北寨村墓虽然被盗一空,但从现存的墓室建筑和画像看,当年太阳集团tcy8722墓中的葬具和随葬品同样也会是很精美的。总之,幽墓美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世界,仅就装饰而言,这个世界既是现实与想象的兼容,如车马出行与西王母、东王公的共存;也是传统与当下的共存,历史人物故事与新传入的佛教相关内容的同处。如此之类,纷繁杂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幽墓。“幽墓既美,鬼神既宁”的观念不是汉代才出现的,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至晚在新石时代晚期就产生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墓中棺椁的使用及大量的随葬品,良渚文化的玉敛葬等,都是这一观念的表现。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尽管墓葬规模、形制,随葬品的质料、种类、数量等发现了变化,这种观念被继承了下来,并一直延续到很晚的时期,至少到清末依然如此,慈禧太后墓、陕西大荔县清末李氏家族墓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例。这一观念持续了数千年太阳集团tcy8722之久。 附记:2016年太阳集团tcy8722是《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太阳集团tcy8722,撰此小文纪念为汉代画像石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本文在形成过程中,中央太阳集团tcy8722郑岩教授曾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此诚致谢意。本文发表于《美术学报》2016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6期。
注释:
[1]班固:《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中华书局,196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907页。[2]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9期,第37—42页。[3]齐东方:《现实与理想之间——安伽、史君墓石刻图像的思考》,载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05页。[4]张衡:《冢赋》,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770页。[5]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897页。[6]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523页。[7]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714、3716页。[8]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期,第239—262页。[9]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124页。[10]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636—1637页。[11]此释文据杨爱国:《山东苍山城前村画像石墓二题》,《华夏考古》2004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期,第45—49页。[12]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太阳集团tcy8722画象石墓》,《考古》197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期,第124—134页。[13]参见注[1]。[14]郑同修、杨爱国:《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华夏考古》1996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4期,第87—102页。[15]赵明亮:《战国至汉代墓葬中的仿木构因素——兼论仿木构墓葬的起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4期,第118—125页。[16]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6—29页。[17]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载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17—124页。[18]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明兰、郭引强:《洛阳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96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05—120页。[19]同上书,第121—124、139页。[2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考古学报》200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期,第109—126页。[21]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期,第19—26页。[22]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文物》198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5期,第28—32页。[23]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太阳集团tcy8722,图610。[24]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北东汉画象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7页,图17。[25]康兰英、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9《榆阳·清涧·子洲·吴堡·靖边·横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90页[26]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陕北东汉画象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82页,图74;第83页,图75。[27]前揭《陕北汉代画像石》,图611。[28]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李贵龙、王建勤主编:《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92页,图123。[29]前揭《陕北汉代画像石》,图612。[30]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米脂东汉画象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期,第69—73页。[31]康兰英、朱青生主编:《汉画总录》9《榆阳·清涧·子洲·吴堡·靖边·横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98页。原书释为“宫舍”,细审原刻,左边的竖画是连着的,应是“官舍”。[32]鲁迅:《家庭为中国之基本》,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620页。[33]高书林:《淮北汉画像石》,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95页。[34]《论语》季氏第十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522页下。[35]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期,第239~262页。[36]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8期,第22~29页。[37]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197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2期,第24~41页。[38]据主持发掘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子孟先生面告。[3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67页,图七五。[40]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1页,图9。[41]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孟庄东汉画像石墓》,《文物》200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期,第38—52页,第39页,图一。[42]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4期,第34—46页。第39页,图九-1;图版陆-2。[4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期,第10—26页。图见彩色插页;图版壹-1;第24页,图三七-三九。[44]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上),文物出版社,2008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50页;第51页,图三二;图版一九。第79、124页;第125页,图九二,1、2;图版三五,2、3;图版三七,2、3。[45]原报告称绣球纹,但线图上仅能看出圆圈。第38页附图。[46]南京博物院:《昌梨水库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2期,第29—43页。[47]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期,第137—159页。图片承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武利华先生提供,在此诚致谢意。[4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7期,第19—39页,第25页,图一一。[49]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东南文化》1999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6期,第45—55页。[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911~928页。[51]前揭《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928页。[5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1期,第4—16页。[5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柏墓》(上册),文物出版社,201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6—38、48页。[5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柏墓》(上册),文物出版社,201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48—49、342、页。[5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钟离君柏墓》(中册),文物出版社,201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89—421页。[56]陆机:《挽歌三首》,载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334页。[57]王献唐:《徐州市区的茅村汉墓群》,《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期,第46—50页。南京博物院:《徐州茅村画象石墓》,《考古》1980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4期,第347—352页。[58]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期,第137—159页。[59]第30页。[60]第31页。[61]第47—51页。[62]杨爱国:《北寨村墓龙虎图探析》,载郭思克主编:《沂南北寨汉墓画像》,文物出版社,201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25—131页。[63]张从军:《沂南汉墓历史人物故事新考》,载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168—177页。[64]前揭《沂南汉墓历史人物故事新考》,第176页。[65]张文靖:《汉代墓室图像中三个历史题材的辟邪镇墓功能——兼论汉画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与态度》,《中国汉画研究》(第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7—156页。杨爱国:《关于汉代历史人物故事图像的几个问题》,《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451—468页。[66]陈昆麟、孙淮生、刘玉新、杨燕、李付兴、吴明新:《山东东阿县邓庙汉画像石墓》。《考古》2007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期,第32—51页,第42页,图二一。[67]前揭《现实与理想之间——安伽、史君墓石刻图像的思考》,第205页。[68]王思礼、赖非、丁冲、万良:《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8期,第699—709页。[6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地区文化局、夏县文化局博物馆:《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文物》1994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8期,第34—46页。[7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苌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3期,第18—27页。[71]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太阳集团tcy8722。[72]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太阳集团tcy8722。[7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太阳集团tcy8722。[74]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米脂官庄画像石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太阳集团tcy8722。[75]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载氏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24—284页。[76]范晔:《后汉书》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太阳集团tcy8722,第2113—2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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